为什么美国确诊超过了80万人？一场全球危机下的人类未来初探

瘟疫曾摧垮了文明和帝国，让社会“洗牌”

首先来谈谈瘟疫的历史，以便为目前新冠肺炎的流行提供背景知识。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瘟疫例子，比如1347-1351年间肆虐欧洲、导致欧洲1/3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它也削弱了蒙古帝国的力量。再比如流行于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瘟疫”及“雅典鼠疫”。

但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是，对某种疾病有免疫力的人接触了从未遇到过这种疾病的人，比如，当哥伦布和其他欧洲人穿越大西洋来到美洲时，把天花、麻疹和肺结核等疾病也带来了，他们跟这些疾病长时期接触，已经具有了遗传性抗体。可美洲原住民并没有接触过这些疾病，于是开始大量死亡。

相反，欧洲人对非洲和亚洲部分区域的热带疾病没有抗体，直到他们发现了奎宁这样的抗疟疾药物后,才开始有能力占领非洲的海岸线。

瘟疫对人类历史造成了什么后果？

首先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尤其是原住民的死亡。当欧洲人在1540年来到美洲时，在现在的美国东南部地区发现了很多城镇及美洲土著居民，然而，当欧洲人在大约1680年再次来到这里时，却发现城镇基本都消失了！就是因为第一批来的欧洲人带来了疾病。

其次是土地空置。比如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爆发造成了很多欧洲农民死亡,留下很多空地,可以让人重新圈地。

再次，瘟疫影响了战局。当拿破仑领导的法国军队袭击莫斯科时，斑疹伤寒症大爆发，造成法军士兵大量死亡。

还有就是造成了不同族群的替换。以前的美洲土著就被欧洲人替代了，虽然美国历史中经常记载和讨论欧洲人与和美洲土著间的战争，但实际上，大部分土著并非死于战争中的枪炮或刀剑，而是死于病榻。

瘟疫也造成了帝国和政府的衰落。阿兹特克文明、印加帝国、波利尼亚酋长国、蒙古帝国以及中世纪欧洲等帝国或文明都因瘟疫而衰落。

最后就是，瘟疫对经济造成了冲击。蒙古帝国和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就都受到了黑死病的重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黑死病一开始冲击了欧洲经济，但大约一个世纪后，却又重新刺激了欧洲经济的发展，这听上去有点悲哀，也让人不可思议，因为疾病造成了很多人死亡，使得矿产、土地等资源重新在更少的人中进行分配，平均下来，每个欧洲人变得更富有了。

到了近代，又出现了很多新疾病：当下的新冠肺炎；2002年的SARS；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1981年开始全球传播艾兹病；1976从非洲开始传播的埃博拉。

假设人类身体并没对某种传染病产生免疫,那么这种病在少数人群中就能存活下来，因为人得病后没有产生抗体，会反复得病,那么就不需要大量人口来支撑,比如疟疾。但如果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抗体，比如得过天花和麻疹的人就不会再得, 那这样的传染病会需要有大量人口才能存活下来。

冰岛是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人口大约只有30万,很早之前只有约1万人口,无法支撑麻疹这类疾病的传播。当麻疹从一艘来自欧洲的船上传播到岛上时，当时冰岛的人基本都接触了,很多人死了，生存下来的人获得了免疫。这种疾病渐渐就在冰岛消失了，直到几十年后又有外来人口把麻疹带到岛上。

这六个因素影响了新冠疫情死亡率

接下来谈谈新冠肺炎疫情。

今天,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新冠疫情传播范围比2002年SARS期间更大。除此之外,世界人口也多于过去，据估计，1918—1919年的大流感导致约5000万人死亡,而当时的世界人口只是现在的1/4。这意味着可能/潜在受影响的人数，是当时的4倍多。

我们也会发现，新冠疫情在各国造成的死亡率有较大差别，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响应速度。有的国家迅速实行了控制，以防止疾病传播，比其他国家反应快得多。大多数国家都是等了一段时间才开始防控的，为什么？因为新冠肺炎是种新疾病,人类没有应对的经验。中国花了一段时间认识到疾病严重性后，很快就采取了有力防控措施。

最终，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等也开始了防控，但它们都等了近一个月时间，所以失去了从一开始就有效阻止这种疾病传播的机会。

但也有国家迅速实行了管控，新加坡几乎就是立即实行管制，所以新加坡的死亡人数很少。

同样，澳大利亚也实行了很有效的控制，死亡人数较少，为什么？

很明显，澳大利亚是个大岛，美国、意大利、中国等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岛屿，去澳大利亚的唯一途径就是乘飞机或者坐船，但坐船去澳大利亚似乎也并不容易，所以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禁止飞机进入时，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的传播。

也就是说，地形因素也是造成新冠疫情死亡率差别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因素是追踪及隔离密切接触者的速度。面对新冠疫情，要能很快追踪并控制住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予以隔离,而不是让他们到处自由活动、传播给其他人。新加坡、韩国在追踪密切接触者方面就做得很好。但美国就不是，当新冠肺炎传播到纽约时，纽约完全不追踪密切接触者。西班牙、意大利也是如此。因此，新冠肺炎在美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传播得都比新加坡更快。

四是人口密度。如果人口密度高,传染病就更容易传播。比如纽约有几千万人口的,病毒就更容易传播, 但在美国蒙大拿州就没有快速传播,为什么？因为蒙大拿州比美国大多数州人口都要少，而且没有大城市，所以当蒙大拿州出现确诊病例时，传染的人并不多。

五是民众对政府管制的容忍程度。中国、新加坡的民众，可以接受政府为了民众着想而实施的限制措施, 美国就不能接受, 意大利人更不能容忍。一直以来有个笑话：如果你想让意大利人做点什么,你只要跟他们说，你的政府禁止你这么做，那么结果就是，意大利人马上就做了。这说明了在意大利，政府很难施加限制措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教育水平。比如，美国各州之间民众教育水平也不同，像加州的整体教育水平就比较高,而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等教育水平就没那么高，所以加州居民更能理解新冠疫情的严重性。

那么，所有这些因素在中国是怎么体现的呢？

中国有防控新冠肺炎及其他疾病的优势劣势：优势是政府管理能力强，而且民众习惯并接受了政府为民众的利益而采取的实时管辖，并予以配合；劣势是人口密度大, 很多地区民众都住得密集。

那么，新冠肺炎大流行会带来什么影响？

跟之前提到的历史上的瘟疫造成人口死亡、土地闲置、影响战局等相比，新冠疫情是什么情况呢？

新冠肺炎会导致世界上相当高比例人口死亡吗？

并不会，它的病死率约为2%。因此它也不会造成土地闲置。

新冠肺炎会影响战争结果吗？

我们不知道，但在太平洋中的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有约20%的船员都感染了新冠肺炎，幸好那艘航母现在没有参与战争，否则那艘航母的士兵不会有好的战斗条件。

会造成族群替代吗？

不会。因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对新冠肺炎易感，没有一群人对其免疫,所以没有族群会替代另一个族群。

会造成社会崩溃吗？

不会。但新冠疫情会影响经济发展，现在已经对贸易带来了很大冲击。

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团结还是竞争？

第三个话题是个人和国家应该如何应对。

有两种方法可以保护自己，一是自我隔离，宅在家里，在中国和美国，这是能做到的，但在印度就比较困难，因为很多印度人都去户外取食，人口密度又高。另一种方法就是出门戴口罩。

那么社会呢？

各国在尝试用不同方式减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的强制宅在家，瑞典没有强制公民隔离，而美国、意大利等国都实行了强制措施。

我现在就很担心，随着感染率的上升，美国的医院会不堪重负，短时间内感染率会达到制高点，以致于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和呼吸机，因此建议减缓病毒感染的速率，这是美国目前能做出的主要应对。

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不应该降低病毒的传播速率，而应该尽快感染，也就是所谓“水痘派对”(chicken pox party)，这个概念来自于水痘这种疾病——如果很多人感染了水痘，很快水痘就会流行起来，从而也能很快结束。所以“水痘派对”观点的人就认为，应该让年轻人迅速感染，而老年人呆在室内，一旦年轻人染上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康复，然后新冠肺炎就会消失，老年人也会从室内出来了。

这个点子到底怎么样？有可能很糟糕,因为万一年轻人都得了病,医院的床位、呼吸机就会不够，无法对患者进行有效治疗。

社会现在应如何促进经济复苏呢？

这是个大问题。建议让那些得病后康复的人迅速回到工作岗位。比如意大利和德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很大, 这两个国家的一些人就提出，对得病后康复的人进行检测，让有抗体的人回去工作。

另一个措施是提供大量的政府经济援助。美国提出并批准了超过1万亿美元（注：美国最初的方案为1万亿美元，此后这一数字逐渐扩大，多项刺激政策总额已达3万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方案，将为一些美国人提供每人1000美元左右的援助；澳大利亚也有经济刺激措施, 那里人口较少，相对给到民众的钱可能更多,使人们短期内即便不工作也能维持生活。

下面来聊聊应该如何防止下一场瘟疫大流行。

新冠肺炎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流行性疾病，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遇到的艾滋病、SARS、埃博拉、马尔堡病毒、疯牛病、中东综合呼吸症，以及现在的新冠肺炎,大多都是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导致的。

如果我们害怕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又想避免，该怎么做？

答案其实很简单: 切断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就行了。关闭所有野生动物市场，中国已经这么做了，还有禁止打猎，从而避免大流行病，这是人们不得不做的决定。

最后谈谈全世界将如何应对新冠肺炎。

简单来说，我们并不知道，目前有两种相反的倾向，可能是竞争，也可能合作来应对疫情。如果相互竞争，各国都只会关心自己，现在已经能看到这样的迹象了，比如俄罗斯、以色列、瑞典和法国争相抢购口罩，还为此竞价。还有个讨论较多的竞争领域就是疫苗，能首先研制出疫苗的国家显然比其他国家有更大优势。现在很多国家正关闭与其他国家的边界，来保护本国公民，很多美国公民就被困在海外了。

另一种应对疫情的方法就是合作。现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家就进行了合作，共享信息，共同发表研究报告，中国也将很多物资运往了意大利等国。

纵观历史，当遭遇性命攸关的危机时，人类都是竞争与合作并存。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我妻子的母亲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那是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之一，她其实很幸运，周围的囚犯都能相互合作，互相帮助和保护，因此也拯救了彼此。但同样在集中营，也会发生偷别人的鞋，抢别人食物这样的事。

还有个例子是，意大利著名作家普里莫·莱维,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他当时得了猩红热,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旁边的小医院里，当战争快接近尾声，纳粹要撤退时，奥里莫.莱维跟小医院里的其他人就锁上门,独享里面的食物，不让其他囚犯进入。也就是说，在小医院里，他跟其他病人相互合作，但跟关在门外的狱友就是相互竞争关系。

所以疫情会带来世界的竞争还是合作，我们不知道。但我希望它可以促进世界合作，新冠肺炎是世界性问题，此外气候变化、资源匮乏、核威胁等都会对每一国公民的生命造成威胁。之前各国都没有进行广泛的合作，而是独自应对，但基本不可能应对这样的全球性问题。

在一国之内，公民团结合作，做出牺牲，增强凝聚力，能对抗共同的敌人。当日本人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时，美国人团结起来了，因为意识到了有共同的敌人；当纳粹空军袭击英国时，英国人团结起来了；当欧洲的芬兰遭受强大的苏联袭击时，芬兰人团结起来了。这都是在一国之内，但一直以来，全球并没有团结的共识。

现在新冠病毒来了，被认为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敌人。最好的情况就是，当全球最后赢得这场战役，消灭了共同的敌人。那么大家可能有更多动力对抗气候变化、资源短缺、核威胁等其他敌人，从而给全球带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团结。

▍梁文道点评：

我们刚才听了国际赫赫有名的贾雷德·戴蒙德教授的精彩讲课，这次能够请到他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戴蒙德教授已经80多岁了，但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教学以及写作。今天他最后提出了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前景，针对我们眼下面对的这场全球危机，他认为有可能会危中见机，使我们发现一个更美好的能够解决未来人类共同问题的方向。

戴蒙德教授对于“危机”的思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最近两三年，他有很多写作跟演讲都集中在对这个课题的探讨上。

我从他的新著《剧变》里挑出一些跟他今天演讲相关的，也是我们中国人很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说起。在这部书里他提到，他一生经历过“二战”结束，经历过美苏冷战、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等，但从没像最近10年这么焦虑。

焦虑什么呢？他列出了几个，比如我们之前提过的全球气候问题，还有全球收入不公正问题，全球人口问题。让人意外的是，所有这些全球性危机里，他列在第一项的竟然是核导弹危机。

为什么他直到今天仍然觉得核导弹危机会存在呢？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比如会不会有恐怖分子能取得这样的武装力量？会不会有一些误判发生？他这本书里提到一个例子很有趣。

他说，今天事后回看，就我这代人，小时候有好几回其实差点没命，就是差点死于核武器。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国防部门专门设有机构去监控全世界有什么地方要对美国使用核武器。1979年11月9日，一个执行官发现大事不妙——屏幕上有200颗导弹在从苏联控制的核武发射器里发射了，正朝美国飞过来。按照当时核武器的飞行速度，从发射开始到达美国本土大概10分钟左右，也就是说，美国有10分钟时间可以做出反应。

执行官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打电话给美国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按照程序，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佩里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打电话叫醒总统，哪怕是三更半夜，然后总统立刻下决定，几百颗导弹炸回去，同时想办法拦截飞过来的核导弹才对。

可是，当时威廉·佩里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当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懵然无知的情况下拯救了全人类的生命。他做了什么事？他居然没有打电话给当时的总统卡特，而是直接跟执行官说再看仔细点，瞧瞧是怎么回事。

假如他决定叫醒总统，然后全力说服总统立刻还击，那我今天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了。

戴蒙德教授在这书里就提到了这个往事，他说到为什么当年佩里没有叫醒卡特总统呢？因为他有一个判断，认为不可能，因为当时美苏关系不会糟到这个程度，事后证明他是对的。后来才发现，是一个操作员犯了人为错误，把一个演习用的录像带放进机器里。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捕获这样一条真理：一个人，可以凭他的直觉、他的本能反应，凭他个人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就能够影响到那么多人的生命，这就是认知的巨大力量。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种局势的判断万一错了会怎么办？会不会犯错？是有可能会犯错的。我从戴蒙德教授这部书的另一章举个例子。

其中有一章，他提到了日本从明治维新走向“二战”的过程。在日本明治维新相关措施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明治天皇决定跟他的政府决定开始走西化道路时，他们派出了大量官员到西方学习、考察，有一段生活经验后回到日本，参与日本的建设。使得日本有一批相对有国际视野的元老型政治家，甚至在军队里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

请注意戴蒙德教授在这里所说的，不只是说这些人带来的西方知识如何先进，带来的西方经验多么实用，使得日本能够迅速学习到这些东西，而是什么？是这一批人的国际视野使他们很了解日本在全世界版图内，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人，才不会使日本在明治到大正年间因为国力迅速增长而做出误判。甲午海战之后，他们没有立刻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虽然后来的军事学家也说日本军队一向有冒险赌博的传统。后来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俄罗斯帝国，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即便这样，日本人当时还算冷静，他们愿意跟俄罗斯打这场仗是觉得有机会赢。

但日俄战争后，整个日本就变了，开始膨胀。于是，整个国家新一代人开始出现，他们一出生就是明治天皇时代，是这个国家迅速崛起的时期。所以这代人充满了自信心，而很多人没有出过国。这些人逐渐掌握军政话语权时，日本就变了。没有了过去那种谦逊、明智、谨慎，失去了对整个国际环境的认知。

他们因此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比如侵略中国，其实事后来看这就是一个把整个国家命运赌上的决定，等于要把全国军力中的绝大部分消耗在中国这战场上。当时他们预备战争能在3个月或者8个月结束，这都是一连串误判，是对自己实力过分高估，对客观环境过分低估。

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如果当时有任何人对日本军部发起的战争表示质疑，会被谴责为不爱国，对国家没有信心。曾经被置疑为不爱国的甚至包括主持轰炸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他过去曾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对美国的情况有所了解，知道一旦跟美国开战，日本九成要输，但他在日本军队系统里并不是主流派。所以当主流派决定要战争的时候，他作为军人只能接受命令。

那怎样能打赢呢？他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偷袭。我们也看到了结局，就是日本一次又一次失败，这个曾经高速成长的国家，最终毁在两颗原子弹下。

我们还要考虑一点，就是日本当时走向这条道路当然有别的背景。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引来了全球经济萧条，对当时已非常强盛的日本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因为日本当时经济是高度出口导向的，主要市场就是中国。

出口导向的国家遇到全球萧条，所以导致他自己也要面对问题了。经济当然就陷入衰退，之后年轻一辈的军政届新星就更加不耐烦，更觉得要为国家找到一个出路，用外来的刺激重振大家信心，而发动战争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战争期间，军工业就要发达，还要聘用大量士兵。

而老百姓这种要挺而走险的意愿也很强烈，因为经济不好，没事做，越觉得生活没什么希望，那种情况下是战争的温床，我们看在中国战场上臭名昭著的关东军，其实就来自关东地区，而且不是富裕地区，主要是一些中下阶层。他们觉得反正在家种田或到大城市做工也不会出人头地，那时的日本社会高度不平等，有很多的财阀，财阀的孩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打仗不一样，如果去打仗，就算死在战场上，按照当时日本人的国家信仰，也会被奉祭在靖国神社。生前他是富二代，你是农村子弟，但在死后，就被一起奉祭，很平等，对很多乡下很有吸引力，所以，当时的日本具备了使它倒向毁灭的种子。

怎么判断国际局势，怎么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这里面的差别非常大。

所以，戴蒙德教授这部书叫《剧变》，就是我们今天就面对了一场全球危机，一个个国家应何去何从，一定要非常清醒、谨慎、明智，要认清自己到底是什么状态，千万不能陷入一种很随意的情绪当中，而应该有一个更集体的谨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