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日忆改革：归零，在挫折后开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系列主题报道

这是我们的“梦之箭”，是当时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的“集大成者”。

有了它，中国火箭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将跃上5吨大关，外可在国际市场开疆拓土，内可为我国空间事业拓宽高轨舞台。

发射工位附近的控制室，火箭雄姿展现在大屏幕上，兼任火箭“两总”的龙乐豪和战友们望着它，父母的慈爱，临别的焦虑，圆梦的渴望，汇聚在复杂的目光中。

同样的画面，也展现在西昌指挥大厅的屏幕上，展现在国内外观众和客户的电视屏幕上。

3时1分7秒，火箭踏着烈焰准时腾空，然而，仅过了3秒，就开始倾斜、俯仰，动作越来越大，似白衣骑士与黑夜竭力搏斗，跌在山坡，爆出一团冲天大火，照亮了大凉山谷。

供电受损，信号中断。从西昌到美国，所有直播发射的屏幕一片漆黑，正如进入至暗时刻的中国航天。

极其偶然的故障背后，是质量管理水平跟不上型号需求的必然。

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以下称“总公司”）质量技术监督部部长邵锦成回忆，当时型号强、基础弱，型号指挥调度强、质量管理工作弱的情况长期普遍存在。

“质量规章落实不彻底，要求层层衰减，人为、重复故障常有发生。质量规范、标准层次多，可操作性差，和具体的型号工作‘脱节’。质量工作看起来文件多、会议多，但提的多是一般号召和通用要求。在硬件上，工艺、检测、试验手段的落后，也严重阻碍着型号产品质量的提高。”

邵锦成说，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航天质量工作没有跟上市场化改革的脚步。

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各行业开始由计划主导转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后来又向市场主导转化。航天系统也是如此，从买原料、元器件到交产品，签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渐成主流。而许多人对质量技术工作的看法仍逡巡在计划经济阶段，导致质量部门能调动的资源极少，“只会喊口号”实为无奈之举。

与此同时，航天人的物质待遇渐渐被市场前沿甩开，有人生活窘迫。大潮拍打着院墙，让许多人很难安心搞型号。

为了在老本行活下来，航天人又要背着压力、质疑甚至贷款，上马新项目，仅运载火箭型号就有长征三号（商业发射状态）、长二捆、长征三号甲系列（长三甲、长三乙）、长征二号丙改等。

低待遇与高压力交叠，技术积累又不足，质量隐患难免。

长二捆发而不动，虽丢了脸，却也以最小的代价警醒航天人——质量工作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让质量部门“有米可炊”，是改革的重点之一。

“3·22”失利后，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王礼恒要求质量部门梳理型号研制过程中的质量“常见病、多发病”，进行技术改造。1993年，航天工业总公司成立后，总经理刘纪原下决心，在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每年给质量专项技术改造挤出3000万元。

“总公司的3000万元，加上院所自筹资金，持续3年，共1亿多元，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巨款，体现了高层的决心。”原总公司质量技术监督部副部长高顺林回忆，“但这钱要是撒在全系统，远远不够，所以要抓重点，先攻‘卡脖子问题’，譬如多余物、检漏……”

当然，挤出资源放在质量专项技改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工作实在推进不下去的时候，刘纪原直接召集质量部门与相关方开会，协调改革。”高顺林说。

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的指导思想下，质量部门制定了质量专项技改的原则和投资方向，直接组织论证、选型、采购、配置设备，组织跟踪、交流应用新设备的工艺攻关，直到编制了工艺、培训了人员、在型号产品上出实效。

硬件渐渐改进的同时，质量意识与技术培训也抓了起来。

从1993年起，航天系统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航天质量日（航天科技集团后将质量日改为9月21日），进行多种形式的质量宣传教育活动；